中国食品安全的背后是一个社会系统问题,需要国家管理模式的转型、民众的自觉和努力。
中国民众第一次被食品安全雷倒是1998年春节,一个叫王青华的山西农民用34吨甲醇加水后勾兑成近60吨散装白酒,然后售出。这一致命的化学品直接将近300人送进医院,并杀死27人。
6个山西人很快被处死。
中国最高领导人当年的铁腕没有解决问题,食品安全事故数年连绵不绝,民众最终发现餐桌已经是一方残酷凶险的战场。
清洁民众的食品已是中国势在必行的一件事情,但需要梳理全局,达成理性共识,才能令相关改变变得可行而富有效率。
另外一场化学污染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的食品除了人为添加化学物质之外,还在遭遇另一场化学污染——它似乎不是人为故意,但却最为深刻持久。
二战后到1970年代,欧美国家农业率先进入机械化、化学化阶段。各种化学制剂、化肥和高效杀虫剂后来进入中国。
而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复杂多变,病虫草害繁多且严重。化学农药被公认是防止和抵御病虫草害中最为快速、最为有效、最为经济的手段,迅速在中国乡村得到推广。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青壮劳动力涌向沿海地区工厂,耕作方式更为粗放,对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的依赖程度日渐提高。
在农药品种单一、制造技术落的大背景下,高效杀虫的农药往往就是高毒、高残留农药。中国政府在1983年宣称禁止使用滴滴涕等剧毒农药,却在乡村禁而不止。
1990年代中期来,中国蔬菜、水果的种植方式发生变化,更多通过温室、大棚实现连作重茬,而温暖湿润的环境帮助了病虫的更快滋生繁殖,所以,农民更多借助农药。
中国目前农药的使用量一直在20万吨(有效成分)以上。中国农药的合理使用准则体系尚不完备,一些农药还没有颁布使用管理规定,导致农药使用混乱。中国田野里的施药方式被认为最为原始而野蛮——一些乡村一直在采用一些“土办法”喷施农药,常见的有喷雨法、水枪法和毒土法等。这些办法以既省钱又方便在各地农村流行甚广。
一种工农-l6型手动喷雾器一直被中国农民使用,其切向离心式喷头造成药液雾化性能低下,导致农药大量流失进入土壤和地下水渗透植物内部,造成农药残留严重,进而对农产品产生深刻污染。
研究者称,中国乡村的农药污染处于失控状态。中国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普遍而严重——粮食、油料、蔬菜水果、茶叶、中草药等作物品种中都有普遍检出。直到2007年,福建的茶叶还发现禁止使用多年的滴滴涕成分。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农药不断地通过生物富集和食物链的传递而逐级浓缩、逐级放大,人类处于食物链的最高位,受害最为严重。
农药污染对人体的最大影响就是长期微量食入后的慢性中毒——没有明显的特异性症状,但长期残留累积在体内的农药可以诱发基因产生突变,致使癌变、畸形的比例和可能性异常提高,对人体内的酶和生殖系统尤其是男性生殖系统构成严重影响。
中国乡村大量施用磷肥也加剧了土壤污染。磷肥除含有磷、钾、钙、锰、锌和硼等营养元素之外,也含砷、镉、铬等重金属物质,其中又以镉的含量和毒性最强,对人体的毒害,仅次于汞居第二位。
1980年代涌现的乡镇企业和城市的庞大重工业体系产生了工业废水和废渣,它们富含上述多种重金属,却能轻易而直接排放到江、河、湖泊,造成水体污染。
而乡村用这些被污染的水灌溉农田,进一步污染农作物。水体里生长的鱼、贝类生物,对重金属有一定的蓄积作用。而为纾解对食物的巨大需求,中国的大多数江、河、湖泊都被利用养殖水产,该些水产物最终于也较多进入人体。
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都显示,一旦重金属摄入过量,不仅会引发胃病、恶心、呕吐、腹泻等,同时也会引发血液、肺、肾、脑、胰腺以及骨骼等综合性疾病。此外,它还可能使人类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受到损害,直至死亡。尤其是儿童以及未出生的婴儿,受到的伤害更大。
2007年,《南方都市报》报道称,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一个接一个癌症村出现在东部滨海经济活跃地带,诸如无锡广丰村,常州新北区,阜宁县洋桥村,安徽宿州张庄村,阳谷县西关村、邵楼村、西汉庄村、国庄村,天津西堤头村、刘快庄村等数百村庄。而中国的海岸线,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排污现场,近海生态几近崩溃,令海产品质量堪忧。
2000年代,随着沿海地区收紧环保控制,制造、化工等中型工业西移,宁夏、甘肃等地富含有毒物质的工业污水和氨氮物质排进黄河,直接危及中原腹地的农产品。
2006年,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字显示,中国主要遭受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每年因之减产1000万吨粮食,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亿元。而新华社报道称,环保总局的调查数字是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